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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沦陷的前前后后 | 陈德蓉

陈德蓉 文汇笔会 2022-05-19

香港新界的乌蛟腾烈士纪念园抗日英烈纪念碑(新华社图)


抗日战争结束距今已七十六年,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已远离我们的生活,然而战争中的许多重要时刻依然会引起我们沉重的回顾和反思。1941年12月25日日军侵占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时刻,它对战局、港人,以及赴港的中国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
家父陈修和(1897-1998),作为国民政府赴港的抗战官员,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,最后在万般劫难中逃出香港,回到了大陆,继续抗战事业。1960年他写下了这段经历,但是始终没有机会发表。如今,虽然整整80年过去了,再读他的文章《在香港研究越南问题和看到的英日战争》,回顾事件的前前后后,仍让我觉得惊心动魄,不时扼腕叹息。


父亲于1941年7月从越南西贡抵达香港,之前他在越南开辟中越军火运输线,因为越南陷落,日军侵入,国民政府在越的机构不得不撤退到香港。为了理解而后在港的工作,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在越南的经历。其中的缘由要从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说起,当时父亲在国民政府兵工署工作,正在考察如何在中国西部地区,如宝鸡,建立兵工厂,以应对不断升级的中日对抗。“七七事变”当天,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求父亲马上赴越南开辟军火进口的新途径。俞说,中日开战后,上海和广州都保不住,越南海防将是援华武器的主要的进口港口。父亲受命后,当天启程,转道香港,抵达河内。之后的四年里,他奔波于越南及东南亚各国,当时称之为印度支那,多是法国的殖民地。父亲代表兵工署与交通部、海外华人共同努力,在十分危险的环境里,转运了几十万吨的军事物资,对抗战初期中国人民独立抗击日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
1940年9月,法军向日本人投降,日军占领了越南,国民政府的人员不得不撤出。1941年夏,父亲由越南西贡抵达香港,担任军政部香港办事处处长,处理存港物资。当时香港也是国民政府进出口物资的一个基地。随着战局的发展,父亲他们意识到“日寇不能解决中国战事,只有发动太平洋大战,香港自然是要占领的一个据点”。因此父亲决定把存留在香港的物资和人员尽可能地转运到缅甸仰光,由那里再开辟一条通向云南的交通线,他自己也决定在年底前回到重庆,后来的滇缅公路就是这一思路的继续。


需要补充的是,父亲到达香港之后,就发觉英殖民军在港的防御力量同法殖民军在越南的情况一样,“同样脆弱,没有抵抗敌军进攻的准备和决心”,为此他们加强了尽快撤离的行动,但是没有想到,战事的进展比他们预计的还是要快。


与此同时,在父亲抵达香港之后,开始了另一项工作,即撰写一本关于中越历史民族文化的专著。乍听起来,似乎是一件与抗战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,其实却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。在越南,日军与法国贝当政府合作,使越南迅速陷落,中国人大为震惊。其后果不但中断了军火的运输、商业与贸易活动,而且直接威胁到作为抗战根据地的云南,对于整个战局影响很大。此后,大量中国人士撤退到香港。在港,大家纷纷讨论越南问题,认为中越关系的变化应该唤起国人的注意,特别是,抗战中越南人对中、法、日的关系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。


当时李石曾正在香港,准备编写一套关于越南的丛书。作为国民党元老,李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的保护与发展,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持有一种看法:文化不亡,民族就亡不了。他们发现父亲对越南问题已有研究,因为他在驻越南的时间里,工作之余对越南历史和现状已做了大量的研究,并收集了若干史料,且已设法随身带港。父亲说,在越南时,发现越南的风土人情与他的家乡四川有很多相似之处,使他对越南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,特别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。当时越南尚有大量汉文书籍存在,虽然在沦为法国殖民地后,已被迫放弃汉文,改用拼音文字,这一点也使他十分痛心。在这种情况下,李石曾等人要求父亲写一部关于中越历史民族文化的专书。


虽然父亲不是这方面的专家,但是他说:“由于大家的鼓励,就鼓起勇气,在办公时间内开始阅览中越和法文书籍,分析中越古代史上的某些问题,动笔书写。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,香港被围,我的草稿才写了一部分,因为材料的来源不易,以后重编的机会很少,虽在敌炮和敌机轰炸之下,仍然没有间断。”他的书《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》于1943年在昆明由国立云南大学出版,成为当代研究越南历史的最早专著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北京大学历史系曾邀请父亲讲授越南古代史,这是题外话了。


1941年12月8日“珍珠港事件”发生,当天日军就开始对香港采取行动,父亲等人已不能飞离香港,陷在日军的围城之中,出路渺茫。但是他们感到欣慰的是,美国对日本正式宣战,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形成,父亲说:“我国单独抗战的局势从此改变,瞻念前途,又觉得乐观了许多。”他在文章中记述了而后形势的发展:“日寇于十二月十三日要求英人投降,香港总督拒绝了。十五日攻占九龙,暂停前进,派员过港说降,港督每次拒绝,战事复起。我到面对九龙沿海岸边视察,见各处防务十分松懈,游人往来若织,几乎怀疑这是处在战火圈中。我料定英殖民者必然很快就要投降,但敌军并未猛攻,到十九日才用小艇乘夜渡海,占领香港海边一块基地,陆续进入山岭,用迫击炮和小炮对香港中部的商业区盲目射击,而皇后道上可以看到被敌炮击中、横卧道中的中国行人。英殖民当局征集英国全市壮丁应战,我国人民和机关代表请组织志愿军参战,英人不肯发给武器,始终未能实行。英军抵抗极弱,一遇敌人冲锋即行溃退,香港中部的旅馆酒店,时有从前线退回的满身污泥的英国官兵,手持武器,聚饮其中。日军三次派员劝降,港督三次拒绝了。十二月二十五日自来水管被敌炮击毁,饮料断绝,英人乃自行悬挂白旗投降,距战事发动之时,已历十八天了。”对于英日双方的作战军态度,父亲批评说:“英殖民军没有准备可以作战的战舰和飞机,仅持少数陆军和要塞来防御,为了保持大英帝国战而后降的面子,而日寇打打谈谈,避免牺牲,也正符合了双方面的要求”,换言之,英军对香港的防守,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香港保卫战,没有调动全民的力量实行防御,父亲他们对此十分失望。这与丘吉尔的说法完全一致:“一点胜出的机会都没有”,但他又不可能不战而降,向外界发出负面的讯息,因而只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,最终是香港的沦陷,一场不可避免的输局。


在此期间,父亲与同事分散于港岛各处隐蔽,没有发生死伤事故。但是国民政府“交通部驻港办事处的处长和职员多人,在战斗刚要结束的时候,不幸被日寇集体地屠杀了”,父亲以沉痛的口吻记述了这一事件,他们是为抗战牺牲的一批英烈,不应被后人遗忘。


日军占领香港之后,开始对中国人实行清算和屠杀,对于滞留在香港的中国各机关的人员,处境变得十分危险,他们开始寻找各种可能逃脱的途径。其中的一个机会是,日军占据香港以后,发现人口过多,粮食短缺,即宣布在港的中国居民可以疏散还乡。父亲一行利用这个机会,要各机关工作人员和眷属趁此机会,分道离港。他自己则称是梅县客家人,取得归乡证,身穿工人服饰,背上包裹,到渡船码头,准备搭乘去澳头的小火轮,再转赴东江。他们坐在海边码头的地上,与等候上船的几万人一起,足足等待了三天三夜。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日军侮辱虐杀中国同胞的罪行,让他终身难以释怀。他曾多次对我们说,日本人看起来彬彬有礼,颇有教养,但是在战争中会变得禽兽不如,其残忍的程度让人发指。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,父亲也感到欣慰,但是当他看到日本国旗在北京展览馆升起时,仍有难言之痛。在他的文章中,他直白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:“日海军布告九龙居民可以渡海过港,而驻守香港码头的陆军则故意阻止登岸,殴击驾船的女船夫和渡客,剥夺船上所有男女身上的衣服,连同船上的器物,抛在海里,强令这些赤身裸体的男女返回九龙,航至中途,日寇复用步枪瞄准,实弹射击,死伤情况就无法估计了。有一次将登岸的青年男女,剥光衣服,捆到码头空房里,当着几万人面前,任意侮辱吊打,忽有枪声从码头旁边楼房里发出,表示抗议。日寇四处搜查,如野兽发狂,逢人殴打,纷乱之中,莫不慄慄自危,在这次事故中,又不知有多少同胞牺牲在日寇的刺刀下面。”


直到1942年1月15日,父亲一行有幸登船启行,日军称这是最后一次的遣送。第二天他们抵达澳头,该地日军已经撤退,被中国的游击队占领。父亲说当他们离船登岸时,感觉“如待死囚犯,逃出牢狱,莫不相庆更生”。在他们从澳头到惠州时,又看到沿途的乡镇村庄,“只要经过日军侵入,均被焚烧过半,瓦砾遍地,疮痍满目”。过惠州时,他们还碰上敌军来袭,好在机智闯过。之后再经数次转道,3月初才抵达重庆,返回原机构。


在这场浩劫中,父亲几乎遗失了他人生的全部珍贵资料:留法兵工学校的讲义,个人早年和留法期间的手稿、照片,以及有关越南的很多资料,只带出了撰写越南历史的手稿。他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战争,晚年时,常常告诫我们,要用和平的手段去解决各种难题,而不要依靠战争和武力。


2021年11月于九龙嘉道理道  


陈修和(1897-1998)生平简介

原籍四川乐至。早年毕业于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,立志工业救国。大革命时期,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,1927年毕业于第五期炮兵科,参加北伐战争,任蒋介石侍从副官。之后被派到上海兵工厂工作,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的兵工行业提出诸多建议。1932年赴法国学习,1936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兵工学校。回国后即投入为开辟和保障抗战军火运输线的工作,1937年至1941年奔走于越南、柬埔寨、缅甸等及香港各地,任军政部兵工署驻越南、香港办事处处长。香港失陷后,回到内地,任中美联勤司令部军械处处长,继续抗战事业。1945年抗战胜利时,代表陆军总部赴越南接受日军受降,帮助胡志明实现民族独立。1946年内战开始,任沈阳兵工厂总厂长。在辽沈战役中,因拒绝炸毁兵工厂和转移员工,脱离了国民党系统。1949年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,而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参事,为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大方案,如成渝铁路、长江三峡和南水北调等工程。一生中也著书立说,撰写了《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》等专著,并写了大量的回忆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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